我们祖先不重视一般性认识,恰恰不是受限于“当时的认知疆界与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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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正确与错误的概念,是这样的,认识是对客体的主观反映,其中符合客体的部分叫正确,不符合的叫错误。被认识客体如果同一,认识就不存在多元正确性。这种正确与错误,是必须永恒接受实践检验的。这意味着,更丰富的实践拥有比更贫乏实践更高的裁判权,也就是说,评判正确与错误,必须尽量用上帝视角,或者尽量用后世的观点,而那些强调当时历史条件的评判,是非观念本身就有错误。这些哲学结论是普遍适用的,除非你想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本身,否则你不该违背。

  从上述哲学观点看,你强调“当时的认知疆界与物质条件”去谈“正确选择”肯定错了,即使我们祖先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确是受限于“当时的认知疆界与物质条件”。

  但问题还在于,我们祖先不重视一般性认识,恰恰不是受限于“当时的认知疆界与物质条件”。“当时”是什么概念?总是短暂的时间段吧,怎么可能是两千几百年?暂时被客观条件所蒙蔽搞错了也是错误,但情有可原。两千几百年始终搞错是怎么回事?实践长期付出比西方人多,实践成果长期领先西方人,然后西方人早早就搞对的东西我们祖先搞错了,那又是怎么回事?同样上小学,别人用6年你偏要用14年,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还不能评判出错误,还要强调“认知疆界与物质条件”,这合理吗?钻进“认知疆界与物质条件”的具体历史特殊性细节当中去谈是非,而不上升到一般性认识,这套做法做有局限性,局限在特殊性认识只能接受局限的具体实践检验,而无法面对永恒实践的检验。祖先们没有研究真正的哲学——面向整个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面向了的“古代中国特色”,首先就犯了哲学错误。

  我不针对儒家一家思想,而是针对所有中国传统思想。你这里提儒家,我也可以谈。儒家思想即使是真适用于“古代中国特色”,你也不能保证儒家思想之外没有更适用的思想存在,但这还只是逻辑上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实的:儒家思想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毁灭再重建那么多次的事实就早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出在古代的人们偏要坚持认为儒家思想适用,但这是顽固坚持主观错误的问题。儒家并未让我们文明延续至今,是文明规模的客观优势让我们挺住了各种历史危机的冲击,而当西方到来时,这种新危机我们已经不能用旧办法挺过去了,所以才必须睁眼看世界,最终先引入马克思主义再自主创新。

  “历史的、具体的、有情境的”正确性,当然要研究,但基于最大时间尺度历史下的正确性更要研究,这个3500:1500的效率对比就是最不可忽视的是非判据,任何基于具体历史细节的正确性判断都必须从属。

  西方也有他们自己的路径依赖问题。历史上他们走上了极端宗教的邪路,但他们自主改变了不少,否则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也不会发生。他们还有没改的部分,损人利己的生存方式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可以为我们祖先用“历史的、具体的、有情境的”正确性文过饰非,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为从过去的殖民历史到现在的遏制中国文过饰非。

  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错误,现在就有其仍在延续的铁证。我们有更伟大、更成功的社会实践,但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一般性认识的突破成果——不仅没成果,连试图突破的努力都见不到,所有的学者都钻进中国特色里去了。现代科学面向模型、假说、逻辑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我们只接受了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那些,我们自己的创新,就见不到有人使用,人人在用的,都是祖先那套从具体实践到特殊性认识的古代科学理论体系。那些暂时不能预测应用前景的基础科学研究,即使本身发展成本极低,我们也不会主动去研究,而是非要有应用需求之后再说,并且连杨振宁、丘成桐、张益唐回国都会产生争议,还任由项立刚之流胡说八道不管。

  这种错误,后果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会长期积累出发展迟滞问题,但最终依旧致命,因为发展迟滞就意味着丧失最终前途和出路。想靠文明交流解决的想法是荒唐的,历史上西方的那种交流就差点让我们亡族灭种,今后我们可能长期在地球上没对手,更难以有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可交流。而与外星文明的交流,当发展差距太大之后,交流的形式很可能是他们将我们当改造世界时被改造的资源。对自己文明的未来负责,就必须为子孙后代考虑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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